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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

2020-07-12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上):病患刻意多报或少报的用意

上一篇文章回顾殖民边缘的「现身政治」与日治时期一直没数清楚的汉生病患。相对于官方的保守调查,专家与官僚则不断估计,推估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很惊人。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

在处理过估计最多与最少的两个数字后,本文继续从估计数字的动态,看殖民官僚如何想像与处理汉生病患。

一、愈加愈多

在青木大勇与光田健辅之间是一连串的估算。其中,一贯质疑官方调查,认为汉生病患数远超过于此者,可以用台北医专教授,赤十字医院皮肤科主任宫原敦为代表。他在1919年发表的〈台湾ノ癩人〉长文不但继〈癞院设置の必要を论ず〉后开启另一波汉生病治理的议论,也是公卫官僚,甚至是戴仁寿与官方互动的参考。

〈台湾ノ癩人〉主打汉生病问题的猖獗,论证上与青木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当时在台日人已多,因此宫原可以将日本人资料分开,得出在台日本人的汉生病发生率比国内还高的观察。他也将籍贯纳入分析,指出日台患者都是以新竹、桃园两厅最多,这两个地区是来自闽粤的移民。

但〈台湾ノ癩人〉最引人注意的论点还是汉生病的「都市」特质。宫原认为汉生病不但是传染病,而且是都市病,因此推估不只是门诊人数的放大,而要依可能传染方式与对象来加以修正。这样推出的病患数虽不如青木大勇多,但也十分惊人——台湾的汉生病患不止1万6000人,可能超过2万人;台北更以东京的18倍、京都的ˇ倍、福冈的2.5倍的高盛行率,跃升为盛行率第一的汉生病都市。

宫原的推理有政策效果。以台北来说,1920年代是其脱胎换骨,成为现代都市的关键年代。不但总督换上文人的田健治郎,当局也重新规划台北市,全面採用町制,打造公共建筑,逐步从空间与社会生活改造这个都会。在宫原的描述下,汉生病可以如伤寒一样成为「内地人(日本人)的耻辱」,更是殖民地文明教化的最大讽刺。

在这个想像下宫原铺陈他的防治策略,指出中国来的短期製茶工因与本地人杂居,是可能的传染源。而台北人口稠密,即使日本人与当地人没有住在一起,还是有生活上的接触,是得病的主因。基于这条「中国疫区-台湾殖民地-日本本土」的传染路径,宫原认为当局必须实施防堵,将汉生病列入海港检疫。

这个说法固然不脱「发现传染路径,阻绝疾病传染」的学理,但其令人惊骇处是都市卫生的逻辑:他竟将「见不得人」的汉生病与日本人连在一起。然而汉生病真得这样棘手?对当局而言,他们是隐忧,但并非急务;看似「有害」,但似乎不影响社会运作。但也正因为如此,让宫原敦有操作空间,用数字建构他的「汉生病威胁论」。他不但呼吁建立机构,而且还要强化警察训练,以便执行筛检,查察人口,强化海关检疫。

宫原的论调有市场。〈台湾ノ癩人〉由于作者的广泛人脉,得到不少迴响,宫原也受邀去官民联谊组织「番茶会」报告,引发热烈讨论。名律师中村启次郎大受感动,台银副董事长中川小十郎则号召出资20万圆,请宫原主持疗养院兴建。之后台北厅参事林熊徵主动捐款,将建院基金加码为30万圆。与此同时宫原谘询台北医专堀内次雄校长、台北医院院长仓冈彦助后将经费再上修到50万圆,并陆续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励。

这样一路「愈加愈多」的结果,是每间75万圆,在台北、台中与台南各设立300床疗养院的巨大计画。对参与的仕绅与官僚来说疗养院是公共事业,也可以妆点殖民门面。它凸显统治成效,也让首善的台北城更加卫生,方便各行各业生计。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但这个官民协力的大计画最后并未奏功。虽然计画书已经付梓,但却因1920年的经济恶化,再加上仓冈彦助奉派赴欧美考察而胎死腹中。对此,中村不羁儿有以下检讨:如果先建小一点的疗养院,或者套用管理不良少年的「成德学院」模式,先接管某个机构再慢慢整建都会比较务实,不致于一错过就延误十年。

中村的感叹或有其道理,但实际上不见得会发生;毕竟宫原的方案是用都市病逻辑堆叠出来的,不做可以不说,但要改动时不但要说明原因,而且可能引发政治效应。此后,历任总督都说要盖大型疗养院,都只止于宣示,如何做则不见下文。

而宫原敦依旧坚持都市治理。1931年他受邀发表〈台湾对癞策管见〉一文,重申他对汉生病治理的立场。宫原在文章前半重述汉生病的传布路径,点出台北的关键位置。他特别指出一到某医院的治疗日,人力车就拉着汉生病患在市内到处跑,是与东京截然不同的鬆懈态度,更不用说雇用可能病患对输出产业的影响。

文章后半宫原回到〈台湾ノ癩人〉,指出乐生院是他的主张的实现。他不但认为他推估的病患数正确,更指出因故无法兴建的多家大型疗养院必须推动,好收容没搜出来的轻症患者。他最后直言台湾不能满足于一家国际级的乐生院;必须要有第二、第三家乐生院,才能将病患一网打尽,一举隔离,将此病逐出岛外。

二、愈估愈少

当乐生院因为马偕医院的戴仁寿的层层进逼即将定案之际,汉生病患数竟愈估愈少。乍看之下这个趋势很奇怪,因为如果汉生病患数不多,代表问题不大,当局也就没有介入的必要。因此,要了解这个「愈估愈少」逻辑,还是得回到母国与殖民地互动的脉络来看。

事实上,从日本政府开始汉生病治理,到国家疗养院的设置,朝向全面隔离政策,疗养机构的收容量与患者数一直存在落差。比方说,1920年保健卫生调査会的「根本的癞予防策要纲」计画管制1万人,将「浮浪癞」以外的汉生病患纳入收容对象。但实际上内务省提出的第一期增床计画无法收容全部病患,只期望10年内能增加5000床。

1926年内务省宣示「民族净化」,但实际上既有床位依旧缺乏,而且直到1930年时内务省宣称要完成的5000床也只达成2610床,收容率仅23%。即便如此,内务省还是配合隔离政策,再推出「10年内将病床增加到1万床」的第二期增床计画。

这些落差反映汉生病治理的根本问题:隔离需要时间,需要经费。政府一方面宣示处理,显示其效率,但一方面又因为经费限制,无法全面收治。于是,在隔离的大方向下病患数与床位数呈现连动的算计:作为政策对象,病患数估得愈多代表问题愈严重。但随着收容可行度变高,病患数就不能估太多,以免届时无法处理。同样的,床位数愈多代表政策执行决心愈大,但或有无法实现的困难。于是,随着政策可行度床位数也会配合调整,让实现有所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在母国打出隔离政策后,台湾与朝鲜这两个殖民地的执行能力愈差愈远。之前说到为了防堵教会势力,朝鲜总督府早已兴建官方的小鹿岛慈惠医院,1933年更起用前卫生课长周防正季担任院长,将原先定员750人的小鹿岛扩增为3000人,并强化院长的权限。相较于此,台湾十分被动。不但相关法律迟迟没有制订,收容设施也显然不足。

先不提殖民地比较,在此我们从官僚的角度思考以下状况:如果不需要像朝鲜这样跟教会竞争,但又要提醒汉生病的重要时该怎幺做?对此,病患数成为台湾当局在政策论述上的缓冲。诚如上川豊指出的,汉生病初期症状不明显,几年一次的普查常错过疾病的发病时间。此外,负责调查的警察并非专业医师,没有足够经验掌握早期汉生病的多样症状,这些都会造成汉生病患不易统计。

但这些困难并非台湾所独有,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因此,要理解这个「算不清楚」的论述,必须同时考虑「床位数-病患数」的连动。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1936年扩建中的小鹿岛疗养院

以宫原敦的〈台湾对癞策管见〉来说,他指出1929年总督府採取传统方式只找出637位病人,但才隔一年就因为有所準备而搜出近两倍的病患,可知如果準备充分,警察不会错过这样多病患。但检讨方法其实不是〈台湾对癞策管见〉的重点。在这段话后宫原又回到病患数,指出重症病患可被警察搜到,但慢性病患与初期病患则需要医师鉴定。换句话说,宫原不在乎汉生病患要不要算清楚,而是有了疗养院之后,才有「算清楚」的可能。

事实上,这种论调不仅出现在〈台湾对癞策管见〉,也可以在其他官僚的论述与报导中看到。在统计与估计之间「调查不力」成为一个藉口;不需要这样多的病患数时则用前者的数字,但如果要争取重视则使用后者的推测,中间的落差则用「调查不完整」来呼弄。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社会事业の友》「癞问题号」封面

以统筹1930年全岛调查的石井保来说,在《台湾警察时报》里他指出乐生院是卫生行政的创新,希望将总数约3000位的汉生病患有散布病菌之虞者纳入管理。这里石井没有使用前一年调查出来的1084人,也不是青木大勇或宫原敦的高超估计,而是不高不低,但在可处理範围之内的3000人。

同年石井在《社会事业の友》再度回顾汉生病政策。不同于光田健辅,石井没有情绪语言,只指出过去因为鼠疫与霍乱猖獗等问题需要经费,汉生病专责机构的拖延是必然结果。此外他提及专家对病患数的各种推测,但重申1930年时只有1084名病患,而且疗养院可以解决问题。

在同一特辑里中村不羁儿则从社会福利角度提供另一种说法。他指出从1918年以降的病患数胶着不前,确定者约有千人上下,同时他也提到乐生院床位不够,无法全面照顾这些人,因此需要建立法制强制检查可疑病患,严选最需要隔离的病人。有趣的是,虽然这篇文章的开头以「警察调查不力」做引子,指出当局对汉生病的放任,但最后中村竟认可官方的病患数,还据此统计说台湾可以在20年内用不到400万日圆扑灭「不体面」的汉生病。

虽然「调查不力」的藉口方便可用,但母国的隔离政策下来,能否执行还得看乐生院怎样办。对此,上川豊以〈台湾には癞病人が果して几千人あるでしょうか〉与〈癞豫防根绝事业と社会的运动〉两篇文章,在理念与现实之间找出自圆其说之道。

首先,即便在日本要马上处理所有病患也有所困难。因此所谓「扑灭」汉生病的计画是以「隔离后十年内患者会逐渐死亡」为前提,衡量床数规模,分成「20年扑灭方案」、「30年扑灭方案」与「50年扑灭方案」等作法。床数愈多,所需要的时间愈少。作为政策执行者,上川选择的是自然是所需床数最少的「50年扑灭计画」。

其次,动辄上万人的病患估计不能当成治理参考。上川运用专业,结合临床观察与门诊资料,推估汉生病患约有3098人,称之为「最正确的数字」。他的推算方式如下:他亲自诊察台北州某地的所有住民,从6000余人中搜出7名患者。之后他从这个发生率,根据之前宫原敦所指出汉生病的都市性,加上马偕医院门诊中台北人与非台北人的比率,将放大后的全岛病患数向下修正,得到这个数字。

最后从床位入手,上川论证乐生院何以能处理这些病患。他以5000人当做病患数的基础,优先收治对象限缩在医疗界认为比较有传染力的结节癞患者,再加上神经癞中比较有严重的三成病人,得出首要隔离对象的2350人,这也是乐生院的发展目标。接下来上川引用内务省统计,指出日本汉生病的盛行有下降趋势,10年来约少一成。把这个推测加进去,他认为只要在10年内扩建乐生院到2000床,当可收容所有需要隔离的病患,并在50年内让汉生病在台湾绝迹。

这个符合政策又兼具可行性的论述在1935年由台湾癞予防协会出版的《台湾の癞根絶策に就て》里更加清楚。针对乐生院人满为患,这个说帖希望能将乐生院扩充为1000床。主事者知道这不是上川先前要求的2000床,因此他们跟病患分成所谓的「轻症」与「重症」;轻症患者较多,算进去就是专家推估的2万余人,但需要隔离治疗的「重症」病患其实是警务处搜出的1000余人。

有趣的是,经过一番推演后这个说帖才表示之所以用警务局的病患数当标準,是因为疗养所收容数必须超过病患数,才会让人相信隔离可行。

对此论述摇摆,戴仁寿在写给伦敦痲疯救治会的信中有所批评。他指出当局只会摆弄数字,远不及他的乐山园具体可行。其中他特别点名上川豊,指出他一下说台湾至少有5000名病患,一下又说接近7000人,只有告诫却拿不出办法。而计画更是天马行空,一会说拿000人当作目标,但马上改成只要能将2000多名患者隔离就算扑灭,还煞有介事地拿统计表来推算。戴仁寿因此总结:「汉生病不会随着这个空谈的统计表而根绝。」

戴仁寿的批评固然有道理,但却罔顾殖民治理的官僚本质。事实上,夹在政策与经费之间,摆弄数字正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也是隔离的算计与计算。

三、数字并非游戏

大选已过,胜负已定。我们当然可以学名嘴作事后诸葛,臧否成王败寇的是是非非。但看完这两篇文章后,或许我们该扪心自问:是我们在操弄选举数字,还是被这些数字所操弄?在数字之间,我们是否与社会脱节,在把玩民调之际误以为数字代表所有人民?

殖民边缘的书写是大问题。在众多唤起汉生病苦境的研究里,本文採取科技与社会(STS)的研究取径,反省在现代化进程中殖民者如何想像与操作这群边缘者。同时,透过数字论述的分析,本文也反省研究者如何发掘「被殖民者」的声音。汉生病不是一般的被殖民者;他们的发声过程需要从更细緻的「现身政治」理解。对此,本文认为抹煞个人的统计是建构均质化生命的第一步,也是殖民现代性的本质。数字不骗人,「骗人」的是自己。

最后让我们多想一点,看数字后面的血肉之躯与生命故事。保险业务员常说「一张保单终身关怀」,政治人物常说「一张选票一世情」,但交易后有有几人得能信守承诺?确实。经济学家常因此怀疑投票是否符合效益,但人类学家却往往用感性描述,穿透数字看到后面的人与人性。

数字政治的弔诡,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隔离的算计与Photo Credit: 快乐‧乐生

「边缘」不见得是空间的遥远或者是人数的多少,而必须考虑权力关注的範围与这些人被关注的方式。凯博文的经验,多少也是同一时期去乐生进行社区服务,或是1990年代关心乐生命运的医学生与社会运动者初次与汉生病患互动的深刻体会。

这是数字政治的弔诡。是数字将一个个的病患透过专家形成力量,促成乐生院的成立。乐生院固然将病患隔离,但也让他们以集体而非统计数字的方式出现在论述的地平线上。80年过后,这个机构又因为它的拆除再次唤回这些即将逸散的身影。当然,历史学家关怀社会,秉笔直书,是「历史柑仔店」成立的原因。但在数字与现实之间,我们看到的殖民边缘,是数字,是病患,还是连接两者,随时空流转的生命政治呢?

四、后记


原标题:看破数字—从汉生病看殖民的边缘治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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